张欣又说，老潘最近特别迷恋博客，我也上去看了看，看新浪那些访问量几百万人气明星的博客，看到上面写的都是些今天睡的如何，明天吃了什么，诸如此类的流水帐。她不解的问，人们为什么会爱看这些东西呢？我想只是一时新鲜吧？应该过几个月这股潮流就过去了。

我说我觉得没那么简单，以后发展肯定是精英越来越没有市场，大众的乐趣越来越决定未来趋势和走向。人会变得越来越物化，越来越没有诗意；消费品却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有灵性。

张欣不同意，她说，我相信人类的精神发展还是应该向前进的，只是原来的大众可能大多数是文盲，分享不到人类文化的精髓，现在整体水准还是提高了。虽然还有很长的路程，但我没有你那么悲观，要是就剩下手机短信和博客语言了，那我们的未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没再答腔。

林俊杰在他的一首歌里唱到，“我没有莎士比亚的天分，写出我们的喜怒和哀乐”。语言也是一种遗产，和人的思维情感、大脑发育进化紧密相关，语言的苍白和粗糙呈现的是精神的枯竭退化，我想起韩少功在《阅读的年轮》里说过一句话，“那个美丽的语言世界让我永远怀念”。

无独有偶，我想起今年初《杂碎》一书上市发行，张抗抗给我的一篇书评文章里也提到过当代人的“感伤”，她说，感伤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经验。今天的感伤是因为丰富和变化让我们几乎找不着北，一方面认同物质至上，一方面又感到精神缺失，就象全球化资本主义带给我们的感受是既漂亮，又痛苦。而现代人的感伤和乱世、动荡、失意都关系不大，只是一种在一拨拨光怪陆离、万千变换的潮流面前，无所适从迅速衰老的感受。因为一切都在变，目标和追求一样迷离，最后剩下的同样也是虚无和幻灭。现代人感伤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人都觉得很受伤，却又找不到受伤的根源，所以这种情绪不象唐朝那样绮艳、婉约、含蓄，而是焦虑、自虐、嘲弄、残酷的恶狠狠的混合。同样，今天感伤的最好出路还是逃避现实，但是他不用象李商隐当年“觉来正是平阶雨，独背寒灯枕手眠”那么优雅洒脱，也不用“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那么孤寂伤离，更不用“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那么迟暮衰颓，他只需终日泡在网上，开一个博客，每天兴冲冲地对着一帮子虚拟世界的ID们吐些风花雪月的浅薄口水就万事大吉了。

所以，原来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这属于硬道理（邓还说过“发展就是硬道理”）；现在胡总书记说，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是软道理了，可见治理国家需要软硬兼施。

同样，个人幸福也是软硬兼顾。我们看一则征婚启示，身高，体重，职业，收入，住房面积这些是硬道理，但性格，学识，生活习惯，个人魅力这些都是软指标，硬道理可以在纸面上考核筛选，软指标就不那么简单，一般“要想知道梨子滋味，就只能亲口尝一尝”了。

有一次冯仑和老潘在焦点网聊天，冯仑说，四川省工商局刚出了一个通知，征婚启示中不得使用“气质优雅”的字样，因为气质不是硬指标，谁都可以说自己气质好，登出来有欺骗嫌疑。潘石屹和他的SOHO中国就最适合用“气质优雅”来形容，就是别人都觉得好，但很难学。

的确如此，一个企业的开发量、销售额、成本控制、质量标准是硬道理，企业的观念、文化、价值观、团队和谐是软道理。硬道理彰显的是实力，软道理展示的是个性；硬道理保证了企业生存，软道理提升了企业价值；硬道理关注眼下，软道理着眼于长远；硬道理不容商量，没有硬就谈不上软，软道理也不能忽视，如果都是硬了没有软，这企业就没了生命，人都变成了机器。

李零在这个段子最后说，今语云，鸡蛋碰石头，找cei（左边卒右边瓦，字库里没有），但古人说，水性至柔，可以穿石。这说的就是软道理的坚韧和生命力。

上周央视王利芬来找张欣，她正在筹办一部中国版的“学徒”电视节目，内容是从千千万万普通报名者当中，通过海选和PK环节，最后竞争出来一位最具老板潜质的优秀者，张欣被邀请做场上评委。我们一起讨论节目内容的时候，王利芬说，我这个节目最后也会搞观众手机投票，我们还会安排一些重磅人物，象张瑞敏、柳传志什么的在场外通过电话来投票，不过他们一票可以顶一万票。

建外SOHO至今销售了90多亿了，可客户只有2000人，就这2000人当中，不到10%的客户占了差不多50%的销售额。要是从推广告之或者到达的角度看，按北京2000万人算，这2000人也是一人顶一万人。

还有杂志，百万级的《读者》、《知音》、《故事会》之类读物广告收入可能不抵一个发行万把册的奢侈品杂志，你不能说投广告的是傻子，这个投入倾向后面依然是各自读者的“份量”在起作用。

因为权力、资本或者技术的不均衡让我们生命不能以平等的个数衡量的确是个残酷的现实，最近能够给我们安慰的似乎还有互联网，互联网至少是个貌似公平的场所，不管什么话题，访问量一万的就比访问量一百的要NB，不管是口水还是正文，不管是失业青年还是专家学者，一律拿点击数说事。把一大群人集中起来以为就能产生排山倒海的力量，古老巫术都是这么做的，用数量之多来掩盖生命之“轻”不过是网络带给大众美妙幻想的麻醉剂，现实中该什么样还什么样，王朔在评论李阳疯狂英语时就说过，这不是打群架或者议会表决，谁纠集的人多谁就占上风，世界的面目不是靠票房就能决定的。比如在公司，至少老板一句话就可以否决全体员工的意见，别管这个企业是一百人还是一万人。

在一次讨论时，老潘发言，说SOHO中国这10年，先是和国有企业合作，让我感觉社会主义大锅饭实在可怕，后来就下决心实行全面资本主义，最典型就是“末位淘汰”，大家都眼睛盯着钱，赤裸裸地竞争，这样走到了今天，我想以后这个公司应该多一些人性的东西。

记得去年《狼图腾》发行，按惯例要做一个研讨会，会上赵忠祥慷慨激昂，说《狼图腾》在呼唤民族的狼性，读了《狼图腾》会使国民竞争力大增；李敬泽反驳说，不觉得国民缺少狼性，20多年的市场经济，早就让我们的社会遍地是狼了。

上周五和张颐武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他给学生讲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特征时，推荐的读物就是《SOHO中国的99朵玫瑰》，一起被推荐的还有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和德莱塞的《嘉莉妹妹》，他觉得《99朵玫瑰》特别好，要比《SOHO小报》生动、真实得多，里面那些销售员的语言、心态和美国内战后“镀金时代”人们对金钱的疯狂和贪婪一模一样。我听罢大笑，想起央视《大国崛起》栏目策划曾给我发过一份问卷，其中一题就是我认为中国目前相当于美国的哪个时代？我记得我的答案就是20年代。

所以我说“磋商”能够有效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大家都是羊，如果羊去和狼磋商肯定是无效的。不过狼性的培养和消退对一个社会发展历程而言可能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要脱去狼性，有时需要传教士，需要社会舆论，不过最有效的，也许是来自外界的惩罚和打击，比如禽流感。美国的20年代也叫“爵士乐时代”，是一个浮华享乐和迷惘失落共存的时代，“一切神明统统死光，以往关于人的信念完全动摇”，这以后就迎来了“美国梦”彻底破灭的大萧条，大萧条教育了很多美国人，一位给我们上过课的美国教授就曾经对我们说，那场经济危机之后他对金钱开始抱有一种宿命的看法。至少外力可以使人的狼性和羊性获得短暂的平衡，所以如果我给别人推荐美国小说，我更愿意推荐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

《皇帝与秀才》说的是雍正年间，一个居住在偏远湘西农村的破落秀才曾静，向朝廷重臣岳将军投送了一封谋逆叛书。雍正闻听此事，快速立案，周密部署，很快发觉这是一个在组织上涉及数个前皇子帝位之争，在思想领域涉及江南名儒吕留良华夷之辩、反清复明流毒的十分复杂的大案要案，牵涉人数也从最初的十几人逐渐扩大到几十、几百最后甚至整个隐匿的民间。雍正做法十分有趣，对窥视帝位的皇家骨肉毫不手软，囚禁、软禁、发配、赐死，干脆利索。对主犯曾静本人却十分宽宕，将其押解到京后，雍正调集了大量政府文件附上他的批注送到狱中给他看，并孜孜不倦地写下长篇圣谕，非常耐心地一一诘问、批驳曾静逆书中的观点。曾静也是个松包蛋，在狱中规规矩矩改造思想，每天上书近万言，一方面深刻地自我反省，一方面感恩地歌功颂德。就这样，当今的万乘之尊和一个弥天重犯以这种眉来眼去的古怪方式缠绵勾搭了近两年，这期间雍正当然也没闲着，一面继续加大力度捉捕更多涉案人员，一面把“皇帝与秀才”之间的对话迅速结集成书，就是后来那本大名鼎鼎的《大义觉迷录》。雍正企图把对手从肉体上消灭的同时，还要在思想上彻底拨乱反正。《大义觉迷录》首次刊印数千册，奉旨下发到个省州府县，以后不断加印，紫禁城还派出以大学士为首的宣谕团，走遍大江南北，在各种场合包括热闹集镇宣讲《大义觉迷录》，强大的宣传攻势足以超过今天的保鲜教育和心连心慰问团。但让雍正始料不及的是，民间叛逆的声音却此起彼伏，不仅曾静家乡湖南，大量以“揭贴”形式的逆书出现在西安、江浙、安徽、广西、福建、云南甚至偏远的苗疆，而吕留良遗著甚至诗文草稿更是大量在民间碾转流传，直到曾静案发七年之后雍正一命呜呼，中华大地就再没有消停过。

乾隆登机后迅速采取措施，在全国范围查禁销毁《大义觉迷录》，并立裁曾静凌迟处死，但其结果只能是越禁越多，况且该书的那些反面观念早已化作流言飘舞在街头巷尾成为人们下酒的谈资了。

从危机公关角度看，雍正、乾隆父子下的都是一着错棋，雍正以为只要将所有诽谤公之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让谣言自灭，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却将他的坦荡诚实和恳切自辩忘得一干二净；乾隆则认为，只要把《大义觉迷录》悉数销毁，就能让先父英灵安息，没想到芸芸众生却认为毁书的目的就是因为书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

流言犹如一个影子，是作为目标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你分明能感觉它无所不在，却捉不住也圈不起来。一个庞然大物，正面光照越强，照射角度越单一，则影子就越清晰覆盖也越广。雍正花费几年时间徒劳地精心布光置景，结果他使的劲无论有多大，反作用力都会成倍增加，其实一个人如果没了影子反倒象个怪物，既然“形”“影”不离，心里不妨坦然些，和平相处就是了。

陈荣年逾五十，稀疏的头发，西服里面是一件粗线毛衣，毛衣里面是不太平整的衬衣，从衬衣领口还可以看到里面套着的红色秋衣。我匆匆赶到嘉里中心海天阁的时候，陈荣正和老潘相谈甚欢。

老潘介绍说，陈荣是他们在海南时的伙伴，当年海南省体改所的研究员，当时正值八九学运以后，体改所是重灾区面临解散，老潘的公司也没事可干，大家百无聊赖之际，就搞起了形而上的东西。一天老潘把他读过的一本《焦氏易诂》随手借给陈荣，不想从此促使陈荣迷上了易经，十多年痴心不改，一直在琢磨易经和现代经营决策中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关系。直到今年，洋洋洒洒写出了两本书，《易经-------创造性思维的典籍》和《戏说八卦》。

陈荣口音比较重，我只能勉强听懂一半，他大意是说，他在研究创造性思维，或者说直觉思维的训练方法，我们平时的教育受的都是逻辑思维训练，语言体系和思维体系都表现为和社会道德规范相吻合的显意识，但真正创造力和创新思维是被压抑在潜意识当中的，也是可以用后天方法来训练的。而潜意识的活跃苏醒取决于显意识的抑制和隐退，所以东方的打坐，西方的催眠，包括嘴里不断重复极简单的词语“嘛呢叭咪”什么的都是人们为驱散显意识做的努力，我从他嘴里断断续续听到什么卦、爻、大象、小象，如同面对一个天外来客。

老潘原来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好象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只是眼前手电筒照亮的那一小部分”，弗洛伊德也说过我们的理性活动只是大量无意识活动的一小部分。但今天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毕竟是由规范、逻辑、契约组成的，我傻乎乎地问陈荣，“如果都用直觉思维了，这世界会不会乱套啊？”

来海天阁之前我刚和奥美开完会，是奥美拿出她们的一个活动创意方案让我们大家讨论，我比较土，管这个会叫“找点”，而人家称为“brainstorming”，我听说其实这种“头脑风暴法”也是西方人发明来调动潜意识，训练直觉思维的，可不知为什么，我每次一到这种会上就变得异常迟钝，我不太相信大家集体坐在一起能够激发创意的神话，我的观点如果用公关公司的语句表达就是，前面有关这个case的briefing、target、budget可以大家一起沟通，但涉及到project的一些所谓creative、keypoint、highlight、slogan。。。。。。whatever这些事情最好各自下面自己去handle。

所以我很期待陈荣中国式的直觉思维启蒙方法尽快成书面市。

其实现在文案策划的煽动力和冲击力远不及原来的政治年代，那时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就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比如“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革命群众松一松，阶级敌人就要攻一攻！”，都让人觉得特别传神到位还不乏幽默。八九学运期间，胡耀邦逝世，我在北大三角地看到过一付对联，“开西风杠，杠出白板，众叹杠未开花；停红中碰，碰了四条，庄说胡是诈胡”，这付对联把当时胡耀邦维护西化和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麻将语言描绘得惟妙惟肖。后来学运闹大了，政府派代表出面对话，对话人是国务院的袁木、教育部的何东昌和北京市委的严立本，电视做了实况转播，第二天天安门的游行队伍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付对联，“如此对话，国家何时东昌？这付嘴脸，政府言啥立本？”横批是“缘木求鱼”。可见民间的创造力让人刮目相看。

记得当年卖建外SOHO的写字楼，要做一本楼书，主题要说投资。我们坐在咖啡馆里苦思冥想总不得要领，后来我灵机一动，说用领袖语录，现在投资者的年龄都对那个年代的语录情有独钟，后来开篇就上了一段经典教诲，把“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改成“我们的同志，在投资的时候，要看好地段，要注重品质，要提高我们的回报率”，还有后面“一个人的资金是有限的，但租金回报是无限的，我们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限的租金回报中去”，诸如此类还有一大堆，一时成为佳话。

这书就是伍尔夫的《达洛维太太》，放在我书房里书柜的中段，不高不矮的位置，随手就能取到。书里夹了一张“雾灵山风景区”的门票权当书签，书签好象停留在20几页的位置，也就是说刚看了一个开头，那以后再也没有继续读下去。

《达洛维太太》是早期意识流小说，描述了伦敦一位议员太太从早晨上街买花到午夜家庭晚会结束十几个小时内的心理活动，展现了她近四十年的生活跌宕和感情纠葛。用十几个小时来表现一生，这是意识流神奇的地方，也是人的内心情感不受时空限制的证明。达洛维太太似乎就是伍尔夫本人的化身，细腻、敏感、恐惧、焦虑集一身，伍尔夫一生几度精神病发作，最终沉江自尽。

那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去雾灵山度假游玩，晚上住在山顶一座孤零零的木屋别墅里，当时带去的只有这本书，记得那天夜里下起瓢泼大雨，四周除了水声一片寂静，小说中的达洛维太太却正走在阳光灿烂人声鼎沸的邦德街上，面对鲜花店橱窗，“现在她不愿对世界上的任何人评头品足，她觉得自己非常年轻，又不可言状地衰老，她象锋利的刀穿入一切事物的内部，与此同时又在外部观望”。伍尔夫在另一本随笔《普通读者》里强调过，“如果向深处看去，生活绝不是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她给的答案就是要生活中每一个瞬间清晰细化，达洛维太太的一个个瞬间因为思绪飞扬而被拉伸成长长的岁月之河，而我用终止阅读的方式让以后漫长的岁月定格在这一瞬，静止下来，成为永恒。

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意思就是放弃姓社姓资姓左姓右的争论干些实事，当年毛主席接见英国首相大右派保守党的希思时也说，“虽然我在国内自称是左派，但是更喜欢和你们这些右派打交道”。因为西方右派都是立场强硬的反共分子，他们得势了，给苏联施加的压力就大，这样中国的日子就轻松些。所以在西方人眼里，东方的中国从来没有正统教条的马列主义者，有的只是实用主义分子。

左右的划分除了政治立场外，还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和欲望指向，比如是积极还是消极，是创新还是守旧，是求变还是求稳，西方其实不那么喜欢用左右这样政治色彩强烈的字眼，更喜欢用激进派保守派，温和派强硬派，或者鸽派和鹰派来划分。在一个社会转型或巨变期间，因为规则混乱，机会多多，所以成功总是属于那些实践型的人物，市场也总是奖励那些在商业模式上更加冒险冲动，擅长钻空隙打游击战的左倾路线的企业。但随着市场环境的成熟，这样的空间会越来越少。历史上很多年轻时最反叛最激进最边缘的群体，最终恰恰进化成为社会的雅皮主流，就象法国六八年红五月运动和美国嬉皮士浪潮的年轻人一样。尽管我们知道温顺的鸽子在激烈竞争中不是凶悍老鹰的对手，但多数人还是愿意过鸽子那样平静的生活而不愿成为一只鹰。前不久，上海《东方早报》要投资一本杂志，叫《一九六八》，主编余小石来北京时到我办公室见过一面，我对他说，这本杂志晚了十年，中国人现在已经进入大规模消费时代，对思想交锋的激情早消失殆尽了。在祝贺SOHO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张欣也收到过我们香港公关老板萨姆.林的邮件，他说，一般一个企业第一个十年都是年轻和反叛的，第二个十年就会走向稳健和成熟。

赳赳写了篇“房地产经济理性”的博客，但上了锁，因为标题有“经济理性”的字眼，我就去要了看。因为新一期《财经》有个“文人信札”，里面提到了“工具理性”，两者意思差不多，就是说人类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想方设法、绞尽脑汁、不择手段、不加节制地将其最大化。

“文人信札”是两位老人之间的通信，王元化和林毓生，对当前人间活动完全物质化的世界忧心忡忡，“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精神、境界、格调、品味都顾不到、谈不到了”。这其中谈论最多的还是人的异化，人性的贪婪本性导致他们没有自我超越的能力，只能异化以后继续异化下去。信中引用韦伯当年对资本主义终点的悲观预测，“没有全新的先知出现，也不会有伟大理想的再生，有的只是一个物质铁笼里亢奋式妄尊自大情绪掩饰下的机械的僵化世界，却在自己的想象中以为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

物质诱惑造成人类异化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不过今天确实在屡屡被不幸言中，我没有读过陈丹青的《退步集》，但我看过《南方周末》张英对他的采访，题目叫“一格一格降人才”，他对高校教师为评上教授拼凑质量低劣论文的做法嗤之以鼻，把本来属于精神活动领域的教育行为用量化方式排出优劣实在荒唐，那些与心灵、人格、价值观的丰富内涵都被急功近利的一张张考核表上一格一格侵蚀掉了。陈丹青问，“六七十年代的教育被政治控制，八九十年代被分数控制，近十余年是被金钱利益控制，哪种最厉害呢？我觉得是最后一种”。陈显然是在以“退步”姿态反思追问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的种种“进步”观。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的另一种译法就是“去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原意是说由于经济科技进步，使得巫术一类的东西不再迷魅人类。但是这种进步也是双刃剑，它同时切断了美好事物“神圣”和“超脱”的源头，让一切都变得现实、功利、目的明确。